宋祖英出生在外婆家，外婆家那个寨子只有4户人家，宋祖英和妈妈、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还有六七个孩子生活在一起。在外婆家无忧无虑地生活到10岁的时候，宋祖英回到了老寨村父亲的家。 1964年，国家精简干部队伍，宋祖英的父亲便主动申请辞职回乡务农，回乡之后立即被推举担任大队会计兼团支部书记。宋祖英的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农闲之时总想找点事干。
宋祖英的父亲还会拉二胡，吹笛子，而且二胡和笛子都是他自己动手做的。父亲拉的悠扬的二胡和吹奏的清亮的笛声，是童年宋祖英最早的音乐熏陶。可惜的是，聪明往往遭天妒。宋祖英的父亲不幸染上了肺结核，他每天都是不停地咳，要宋祖英12岁那年，因为无钱医治，他早早地走了。父亲去世的那天，宋祖英一直守在他的身边，她看到已经病得骨瘦如柴在床上咳个不停的父亲，心里比刀绞还难受。突然，父亲的一口痰卡在喉咙里咳不出来，脸憋得成了紫茄色，宋祖英吓得大哭起来，母亲赶忙去叫医生，但等医生赶到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泪水连涟地安葬了父亲之后，宋祖英似乎一下子成熟了很多。每天清晨，她很早就起床了，帮助母亲烧水做饭，给妹妹和弟弟穿衣服洗脸。放学回来之后她依然是忙忙碌碌。水缸里水没了，她拿起扁担去挑，尽管她每天只能挑半担，但她也一定要把水缸挑满。苗家人烧火做饭都是用柴，因此每天星期天，她必定要上山砍柴并把柴背回家里，她的小手常常被荆棘划出一道道血痕，但她很坚强，从未哭过。父亲去世后，家里实在太穷，所有的亲戚因此都劝宋祖英的母亲，算了，宋祖英不要再上学了，女孩子读了几年书能写名字会算数就可以了，再多读几年书，长大了还不是一样嫁出去。在当地，养女孩子被认为是没多大用处的，但宋祖英的母亲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她对那些劝她的亲戚说：“我没有上过学，不能让她走我的老路，我宁肯自己累一点，也不能不让她读书。”
就这样，父亲去世后，宋祖英在母亲的支持下，读完了小学又上了初中。上初中后，因为路途太远，宋祖英按学校要求读了寄宿。但家里穷，她没有垫被，在一张小小的单人床上，她的一床被子只能铺半边，盖半边。每天的下饭菜总是一成不变的酸菜拌辣椒，一瓶酸菜辣椒她得吃一个星期，待星期天回家之后再装来一瓶。学校给寄宿生提供的条件也非常有限，春夏秋冬总是喝生水，洗脸洗脚也是用冷水。学校生活尽管艰苦，但懂事的宋祖英在星期天回家后总是告诉母亲她在学校里生活得很快乐。
在宋祖英的记忆里，童年时除了父亲的病让全家人揪心之外，还有弟弟的病。弟弟出生不久，就得了百日咳。村寨里的医疗水平实在有限，医生只知道不停地注射链霉素，最后弟弟因药物中毒而失去了听力，成了聋子，起先还能说话，后来慢慢地连说话的能力也更丧失了。看着可怜的弟弟成了又聋又哑的人，宋祖英和母亲常常抱着弟弟痛哭不已，她们常常对着苍天喊：“老天爷对我们一家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啊！”
宋祖英成名之后，尽管回一次家十分不容易：先要坐飞机到长沙，然后坐火车到吉首，再从吉首汽车到古丈县城，然后又是乘汽车，下了汽车后还要翻好几座大山，走几个小时才能到老寨村的家，但只要有时间，她总要买上母亲和弟妹们喜欢的东西回家看望他们。宋祖英深切地了解在父亲死后，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们带大，非常不容易，她希望母亲有个幸福的晚年，因此，她后来劝母亲又找了一个对象。为了回家看母亲更方便一些，也为了让母亲到城里见见世面，宋祖英后来在古丈县城买了一块地，建了一栋房子，让母亲、继父和妹妹住在那里。
宋祖英最放心不下的是她的弟弟，为了让聋哑了的弟弟多感受一些欢乐，她既做姐姐又做母亲，一直把弟弟带在身边。她在长沙时，把弟弟带到长沙；到北京后，又把弟弟带到北京，而且把弟弟送到聋哑学校上了学。宋祖英觉得命运对弟弟太不公平了，但弟弟很清楚姐姐对他好，电视里一出现宋祖英演唱的场面，他便会兴奋地拿起画笔画下来，待姐姐回来时，再兴高采烈地拿给姐姐看。在北京有了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之后，宋祖英又把母亲、妹妹和继父接到了北京。现在母亲和妹妹也和宋祖英一起住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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