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名将郑洞国介绍（黄埔各期名将）

中国军官学校的摇篮——黄埔军校曾经为抗战贡献过许多知名将领。今天我们来说说关于黄埔名将之一郑洞国的事迹。先来简单介绍一下郑洞国。

郑洞国，湖南石门人，用兵稳健大胆，长于夜袭。其人在黄埔系中素称“长者”。虽然他并不具有长者的年龄。堪誉为“长者”的，是他宽厚的胸怀、博大的气度。抗战期间，三为军长，转战长城内外，长江上下，印缅异域，勇挫敌锋，积功至驻印军副总指挥。辽沈战役期间，为东北保安代理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夺热河，救四平，显赫一时，最终兵困长春，尸山血海，解甲归田而永不言兵。

借用别人的名字进黄埔

郑洞国在黄埔一期中素来以能够忍辱负重著称，在军中以心胸宽厚，用兵稳健而出名的老实人。

郑洞国，字桂庭，1903年出生于湖南石门。是家中五个子女中的老小，1910年7岁时进入私塾，1917年又转入全部采用西式教学的石门中学附属小学。1919年升入石门中学，“五四运动”爆中郑洞国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并参加抵制日货的斗争。他痛感国力羸弱受强国欺凌，从此立下从军之志，希望以武力振兴国家。1921年春郑洞国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但很快因为湖南督军赵恒惕在军阀混战中被打败，讲武堂被迫停办，郑洞国只得重返石门中学就学。1922年，他从石门中学毕业，到磨市乡小学担任教员。1923年考入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

1924年郑洞国听说黄埔军校招生，立即前往广州报考，但当他赶到广州，军校报名已经截止。正当他非常沮丧之时，遇到了同样前来报考的湖南同乡王尔琢、黄鳌、贺声洋等人，黄鳌告诉郑洞国，自己当初怕考不上，报了两次名，现在还多出一个名额。于是郑洞国就用黄鳌的名字参加了招生考试，最后通过了考试进入黄埔军校。入学后两个黄鳌恰巧都分在第一期第二队，每到点名时叫到黄鳌，两个人都说“到”，总是引来一片哄笑。于是郑洞国主动向校方承认了错误。后来经校方同意，才恢复了郑洞国的真名。

郑洞国在黄埔军校时比较亲近的同学，不少都是中共党员，比如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石门中学的同学，所以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有些资料称郑洞国在黄埔军校期间加入了共产党，其实后来郑洞国的长孙郑建邦向祖父询问，郑洞国明确回答不是中共党员，但确实在思想上比较左倾，和共产党走得很近。

1924年11月，黄埔一期提前毕业，郑洞国被分配到教导第1团第2营第4连任党代表。1925年2月，随军参加东征。1926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第8团第1营营长，率部参加北伐。11月因为在北伐中的战功升任第1军第3师第8团团长。1927年5月，调任总指挥部参议，不久因为生病住院，病愈出院后辗转经蚌埠前往徐州前线，担任徐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调任第9军教导团团长。1928年，国民党军进行整编，第9军教导团被裁撤，调任第2师第5旅第10团（也就是原来的第3师第8团）团长。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面对突然来袭的西北军，郑洞国率部拼死阻击，保证了蒋介石和总部的安全，由此开始得到蒋介石的器重。1931年广东事变后，调任南京警卫第1师第2旅第4团团长。不久又调任第2师独立旅旅长，率部参加了对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的围剿。

战功赫赫的抗战名将

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之一。1933年初，日军在侵占了东北和热河之后，又大举进攻长城沿线各隘口。蒋介石下令抽调中央军第2、25、83师组成第17军开赴古北口对日作战。4月，郑洞国所在的第2师赶到长城前线，4月20日至28日郑洞国率第2师4旅坚守南天门，与日军展开激战。此后，郑洞国奉命率部撤往后方休整，行军途中突然听到接防的第83师阵地被日军突破，便立即率部星夜返回前线，向日军发动反攻。但因兵力单薄，多次反攻均告失利。在紧要关头，郑洞国脱掉外衣，只穿着衬衫，提着手枪，亲自率领部队带头冲锋，这才将日军击退，重新恢复阵地。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第2师退驻北平。同年秋，郑洞国进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1934年，他奉命提前结业，返回部队，率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年底，第2师又奉命调回北平驻防。1935年6月，由于《何梅协定》签订，郑洞国所在的第2师撤出北平，驻防徐州、蚌埠。1936年10月，郑洞国升任第2师师长，并晋升陆军少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后，郑洞国率第2师参加了平汉路保定会战。固守保定城至漕河一线阵地，多次予日军以重创。1938年3月，率部参加徐州会战，当郑洞国率部昼夜兼程赶到徐州时，日军已攻陷滕县，正由滕县以东向枣庄快速推进。郑洞国考虑到已经来不及按照原定计划在运河以北迎敌，立即果断在运河南岸占领阵地，击退了日军的强渡，迫使日军不得不放弃渡河，转攻台儿庄。如果不是郑洞国当机立断改变原定计划，挫败了日军的渡河企图，不但徐州难保，而且也不可能有后来的台儿庄之捷了。

在此后的台儿庄会战中，郑洞国率第2师参加了攻击枣庄、北大窑、峄县的战斗，于4月6日在杨楼、底阁一线击溃日军，与在台儿庄的第2集团军会师，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后，又在邳县以北地区进行了20多天的防御作战，从未丢失一寸阵地，直到5月上旬才奉命撤出战斗，开往河南休整补充。随后又参加武汉会战，途中原第52军军长关麟征升任第32军团长，他推荐25师师长张耀明升任军长，而以郑洞国任副军长。郑洞国坚辞不受，并请假离开部队，就这样离开了自北伐以来就一直服役的老部队第2师。1938年任31集团军第98军军长，但上不到一月，就受好友杜聿明之邀出任新编第11军荣誉第1师师长。不久新编11军改称第5军，郑洞国也升任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所谓荣誉师就是在抗战中伤愈归队的官兵组成，有作战经验，军事素质较好，但荣誉第1师当时内部人事关系复杂，纪律松弛，郑洞国到任后，知人善任，赏罚分明，严加训练，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荣誉第1师的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支抗日劲旅。

1939年12月，第5军发起昆仑关战役，荣誉第1师在战役中担任主攻，迭克要点，表现极为出色。昆仑关战役后，荣誉第1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郑洞国升任军长，不久改番号为第8军。之后，率部参加枣宜会战，并担任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长江一线防务近两年之久，多次击退日军进攻。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郑洞国率部袭击日军方交通，偷渡长江后先是突袭沙市，再攻占后港，切断汉宜公路，有力支援了战区主力围攻宜昌的战斗。

1943年初，郑洞国调任中国驻印军新编第1军军长。新1军最初是由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退入印度的新38师、新22师等部组成，以后又从国内空运补充了大批兵员，在印度兰姆加营地接受美式装备和训练。当时负责训练的美国人傲慢和无礼令中国军队很不满，双方关系很紧张。郑洞国的主要使命就是协调盟军人员同中国官兵的关系，团结部属，维系部队士气。郑洞国到任后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安抚军心，积极增进中美官兵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则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对于盟方某些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而策略的抵制。由于盟军有识之士和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共同努力，不仅使驻印官兵与美军人员之间一度比较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还使双方的合作氛围日益融洽。因此郑洞国得到了军委会的多次嘉奖。

1943年10月，驻印军开始缅北反攻，经过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和密支那围攻战役，消灭了日军有着“丛林之王”之称的第18师团，打通了中印公路。在战役期间，郑洞国不仅参与指挥，而且经常亲临前线，为战役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4年8月，中国驻印军扩编为新1军和新6军，郑洞国升任副总指挥。1945年1月，因为在缅北战役中的功绩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并于2月晋升陆军中将。在5月的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这在黄埔一期中也是很少见的。

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撤销，郑洞国回国后跟随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接收上海、南京。不久又赴南京，参加了由何应钦主持的受降仪式，亲眼见证了侵华日军的投降。

最为痛苦的东北岁月

抗战胜利后，郑洞国先是担任京沪警备副总司令。1946年2月，因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重病住院，特意请郑洞国去东北代其主持军务。3月初，郑洞国来到东北担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他到东北后指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节节推进，相继占领鞍山、营口、辽阳、海城、大石桥、抚顺等城市。8月，为解除热河解放军对北宁路的威胁，郑洞国又在锦州设立指挥所，指挥13军、93军及71军各一部，向解放军大举进攻，经过两个多月激战，国民党军队控制了热河大部重要城镇。

1947年初，北满解放军渡松花江南下，威逼长春、永吉。同时，南满解放军乘国民党军队主力北上增援之际，大举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等地进攻，郑洞国到抚顺指挥新6军和13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解了通化之围。6月中旬，郑洞国又指挥53军先后攻取本溪、铁岭，随后再指挥新6军、93军、53军及52军一部北上驰援四平，解了四平之围。

1947年8月，陈诚担任东北行辕主任，郑洞国也随之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但不过就是个挂名。1947年10月以后，东北解放军接连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国民党军连遭败绩。陈诚只得黯然离职，由卫立煌继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郑洞国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1948年2月，东北解放军全面反攻，相继攻占辽阳、鞍山、法库、营口、四平等重镇，卫立煌派郑洞国指挥驻永吉的60军向长春撤退。这时国民党军在东北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处孤立城市及周围少数城镇，长春就由郑洞国负责指挥。但是郑洞国见东北战局如此恶劣，建议干脆放弃长春，集中主力于沈阳、锦州之间，以便既能战又能守还能退。但蒋介石、卫立煌认为放弃长春影响太大，而且固守在长春还能牵制解放军南下，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压力，所以没有采纳郑洞国的意见，并且让郑洞国兼任第1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全权指挥坚守长春。但此时长春已经在解放军的四面包围之中，郑洞国的很多亲友都劝他不要赴任，郑洞国自己也很踌躇。最后还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飞赴长春上任，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

当时长春驻有新7军、60军及第1兵团直属部队、地方保安部队等共约十万人，市民亦有近二十万人。除了飞机场还能和外界联系，其他联系都已经被解放军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人心涣散，士气低落。郑洞国到任后，整顿防务，安定人心，希望能长期固守下去。

5月下旬，郑洞国派部队向城外出击，准备在城郊搜购粮食。解放军乘机反击，守军不仅出击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而且连飞机场也丢失了，长春就此陷入了彻底的孤立无援境地。随后解放军开始采取久困长围战略，对长春进行围困，城中饿死民众数万，守军虽然不致饿死，但也因粮食不足很多人出现浮肿、夜盲，体质大为下降，士气低迷，战斗力更是大打折扣。

9月中旬，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在锦州被解放军攻克前后，蒋介石曾几次严令郑洞国率部向沈阳突围，但守军长期饥饿，体力虚弱，郑洞国深知部下将领都没有突围的信心，所以几次突围的讨论都搁浅。10月16日，郑洞国下决心突围，并制定了突围计划，但当天夜里，曾泽生就率60军宣布起义，完全打乱了郑洞国的计划，突围也只好被迫中止。此时郑洞国虽然知道突围已经不可能，却仍决心为蒋介石效忠到底，因此拒绝了解放军要其停止抵抗的要求。19日，新7军也宣布放下武器。这样整个长春城就只剩下了第1兵团直属部队据守的中央银行大楼。21日，眼看大势已去，兵团直属部队也和解放军联系投诚，朝天鸣枪，以示进行了最后抵抗，郑洞国听到枪声，知道最后时刻到了，便想拔枪自杀，但手枪已经被部下藏起来了。然后部下挟持郑洞国放下武器投诚。

郑洞国“被投诚”后，他向解放军提出约法三章：一不广播，二不登报声明，三不出席公开宴会。更不愿意和故旧兵戎相见，只想做个普通百姓安度余生。对此，毛泽东非常理解，他在给东北局的电文中指出：“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应给以礼遇”。因此，解放军同意了郑洞国的这三条。

从1948年3月25日上任到10月21日投诚，郑洞国认为这是自己“一生最为艰难和痛苦的一段时光，我看着天上的太阳，都觉得没有光芒”，对于他的拒不投降，长春虽然没有经历战火涂炭，但却遭受了比战火更痛苦的煎熬，在围城中至少有十万市民被饿死。所以几十年来，当年长春惨绝人寰的场景是郑洞国始终无法忘却的，他也因此对长春满怀愧疚，终此一生都再没有踏上东北的土地。

平静的晚年生活

长春和平解放后，郑洞国被安排到哈尔滨休养。在哈尔滨，郑洞国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开始学习《毛泽东选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1952年，应周恩来之邀，迁居北京。这可不是简单的搬家，而是表示他接受了新中国和共产党，参加到新中国的建设中，这更是政治上的转变。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亲自提议郑洞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并且设家宴招待。

五十年代，郑洞国也不过只有五十多岁，从前是叱咤风云的战将，现在忽然闲散下来，这样巨大的反差，他却很平静，而且把自己的生活调适得非常好。除了参加民革和政协的一些活动外，主要就是和朋友们打打桥牌。杜聿明和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张素我都是他牌桌上的常客。

郑洞国为人一向谨言慎行，没有考虑清楚的事情不会轻易讲，所以在50、60年代的历次运动都是“风平浪静”。

1966年“文革”爆发，也没有收到红卫兵的太大冲击，就是来抄家也还算文明，根据郑洞国的长孙郑建邦回忆，红卫兵只来了一次，还非常客气，只说“郑先生，我们到你家看看”，看了一下也没有破坏，就收走了两把军用水果刀。

“文革”结束后，全国政协开始恢复工作。1979年，郑洞国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尽管已经年近八旬，但仍积极建言献策。到了80年代，要求落实政策的原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的老兵经常到郑洞国处求助，郑洞国对于这些跟随自己经历了抗战、内战，最后投诚的旧部，都是竭尽所能提供帮助。

1991年1月，郑洞国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更为难得的是，在他去世后，海峡两岸都为他举办了追悼会，这在黄埔系出身的将领中也是非常少见，也说明了他在国共双方中的人望。